一、希特勒有病吗？
年5月，希特勒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突然飞往英国，妄图说服英国人与纳粹德国讲和。德国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之后，一个笑谈便在柏林的小酒馆和酒吧里流行开来——赫斯被带到丘吉尔面前，丘吉尔问：“你就是那个疯子？”“不，”赫斯回答，“我只是他的副元首！”
在战争的后期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精神错乱。他们这么说，也是想避免为希特勒的行为负责。他们声称，如果在年，即德国人把数以百万计的选票投给希特勒的时候，他们预先知道10年后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票投给希特勒。万名犹太人惨遭杀害，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无数士兵和平民丧生，德国城市被摧毁。他们熟悉的德国被永远毁掉了，但他们认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错误是元首的，这是元首一个人的错。
其实希特勒精神错乱的想法只是人们的各种猜测之一，通过这些猜测，人们试图在当时和以后解释纳粹领导人的行为。
比如有人声称希特勒之所以反犹，是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哪怕这与所有家谱证据相悖。还有人说，那是因为一个犹太医生在希特勒母亲快要死的时候蓄意加速了她的死亡，并为此服务多收了他家的钱（事实上，这位医生的治疗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常规的，而且他几乎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也有人说希特勒反犹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从一个犹太妓女那里染上了梅毒（奇怪的是，在希特勒的体检报告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症状）。按照精神分析学家沃尔特·C.兰格（WalterC.Langer）的看法，希特勒是一个性施虐和受虐狂，他将其性变态投射到世界的舞台上，兰格在战争期间曾向美国特勤局报告过“阿道夫·希特勒的头脑”问题。据一位心理历史学家所言，希特勒强烈的毁灭欲望起源于他母亲在他还是婴儿时给他的母乳喂养（没有将
他交给奶妈喂养），这是一种“乳嘴乱伦”行为，使他“无法适应任何正常的性爱关系”。但奇怪的是，母乳喂养似乎并没有对历史上其他几十亿有过同样经历的婴儿产生过这种效果。
德国后来展开了试图分析希特勒人格的研究，据此研究，希特勒患有“狂躁型精神分裂症”。还有一种更不可信的说法，就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西线遭到了毒气攻击，患上了暂时性的“癔症性失明”，接下来，据说他接受了催眠术的治疗，但他再也没有从催眠中醒来。这两种论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许多此类揣测的问题在于，它们使用的证据都是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以传闻为基础，这些传闻在战争期间的欧洲和美国的酒吧里传播开来并被反复讲述，而且毫无疑问，还被酒吧常客们添枝加叶，比如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Hanfstaengl），他的逸事为兰格的精神分析报告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图：希特勒，年拍摄
当然，还有希特勒的生殖器这件小事。与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哼唱的流行小曲《布基上校》相呼应的，是战后检查元首遗体的苏联法医的笔记，笔记宣称“左侧睾丸找不到了”，然而，希特勒尸体的其余部分也大都找不到了，因为他在柏林地堡自杀之后，尸体已经被他的勤务兵彻底烧毁了。不管怎么说，医生在他生前为他检查身体时，发现他一切正常，这也就说明了一位据说在“一战”期间为希特勒看过病的医生的报告是虚假的，该报告通过几个中间人传递，随后被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Hochhuth）接受了。该报告指出，当希特勒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阴茎被一只公山羊咬掉了。［“这只山羊一定瞄得很准，”亨里克·埃伯尔（HenrikEberle）和汉斯—约阿希姆·诺伊曼（Hans-JoachimNeumann）在年出版的《希特勒有病吗？》（WasHitlerIll?）一书中评论说，“而希特勒对其阴茎被咬掉却没有生理反射。”］《布基上校》的歌词说“可怜的老戈培尔根本没有睾丸”，实际上戈培尔有6个孩子（战争快结束时，他和妻子在自杀之前将这6个孩子都杀害了），这表明，说得客气一点，歌词并不是基于对所有可获得证据的清醒评估而作的。
其他人，包括德国历史学家罗塔·马赫坦（LotharMachtan），都认为希特勒是同性恋，据说这就解释了为何年他在“长刀之夜”谋杀了如恩斯特·罗姆这样的已知的同性恋者，据说还有其他知道希特勒性倾向或真正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人［马赫坦列出的希特勒可能的性伙伴名单中，包括了希特勒的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Schreck）和埃米尔·莫里斯（EmilMaurice），他的朋友普奇·汉夫施滕格尔，甚至约瑟夫·戈培尔和鲁道夫·赫斯，但奇怪的是，在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大屠杀中，这些人都没有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如何准确地用同性恋或否认同性恋的意愿来解释大屠杀的行为，马赫坦对此不愿谈论，而他的金牌证人——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前线的一个战友，后来被判犯有多桩伪造罪和性侵妇女罪，而他所说的希特勒的故事也改了好几次。
事实上，尽管希特勒很小心地对公众隐瞒他与女人的关系，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我牺牲、全身心奉献给德国人民的人，但众所周知，他曾与多名女子发生过性关系。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爱娃·布劳恩（EvaBraun）保持着传统的异性恋伴侣关系。爱娃健壮而充满活力，对希特勒的性能力构成了挑战，希特勒试图在医生西奥·莫雷尔（TheoMorell）的帮助下迎接挑战。在希特勒与爱娃共度良宵之前，西奥·莫雷尔会为他注射睾丸激素和其他激素制剂，比如前列腺激素等（毫无疑问，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伟哥”）。《希特勒有病吗？》的作者分别为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医生，他们在书中“希特勒的药箱”一章中列出了多达82种药物和其他注射或口服制剂，包括镇静剂、镇痛剂、兴奋剂、泻药、止痛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药物都是在同一时间或长期大剂量使用的。
希特勒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因为患上各种小病而使用过这些药品。比较严重的是，他在“一战”服役期间，左大腿被一块飞来的弹片擦伤，这在以后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另外在年10月14日，希特勒受到芥子气的攻击，出现了暂时性的失明。希特勒总是在演讲，在上台之前的竞选活动中更是如此，这使他的声带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导致他声音嘶哑。年4月，他接受医生建议，由著名男高音保罗·德弗里恩特（PaulDevrient）对他进行发音训练，他的嗓音才不再嘶哑。说来奇怪，在“二战”期间，西欧两个主要参战国的首脑——希特勒和乔治六世—由于相反的原因，都从语言治疗师那里得到了帮助——德国元首是说话太多，英国国王是因说话困难而说得太少。
年，希特勒的声音又嘶哑了，他担心自己患了喉癌，因而对自己的死亡问题感到更加焦虑，他也因此在随后的4年中加快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关于此事的报告通过玛莎·多德（MarthaDodd）传给了斯大林。玛莎·多德是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女儿，因而可以获得在柏林社交圈迅速流传的八卦消息，她还是苏联间谍，经常向莫斯科发送情报。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嗓子嘶哑是声带息肉所致，专家给他做了外科手术，切除了息肉，而且显微镜下显示息肉是良性的。年11月，息肉再生——也许希特勒在令人绝望的战争后期阶段大喊大叫得太多了——又再次被切除，没有留下不良后果。
年8月，希特勒患了痢疾，恶心呕吐，昏睡了两个星期，一时丧失了做决定的能力，但这丝毫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他在当月月底就恢复了对军队的指挥，并发出了决定性的指令，从进攻莫斯科的军队中调出相当大一部分兵力去入侵乌克兰。更普遍的说法是，他长期患有肠易激综合征。有人认为这是他从年开始就严格按照素食食谱进食的原因。作者提供了年12月25日希特勒圣诞大餐的菜单，食物少得可怜，只有麦片、多维茶、面条汤、油炸菜花、酥皮点心和土豆泥。不过虽然他的饮食单调，但不太可能造成严重的消化问题，肠易激综合征通常由压力造成，希特勒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埃伯尔和诺伊曼讨论了希特勒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硬化的可能性，并复制了一系列心电图测试的结果。在这方面，压力似乎也是主要因素，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些传记作者夸大了希特勒病情的严重性，他的病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比较严重的是，年，人们开始注意到希特勒左手和左腿在震颤，他走路时往往拖着腿走。虽然这符合帕金森病的特征，但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似乎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当时他无论是讲话还是思维都依然非常清晰。
关于希特勒尸体的说法，最严重的错误是关于其牙齿的。他在年有了一个新牙医胡戈·布拉施克（HugoBlaschke），此时他的牙齿已经严重龋坏，并已被拙劣地修补过，他的口臭肯定很严重。布拉施克不断地为他治疗牙齿，还在年的秋天给他拔了两颗牙。此时，希特勒的嘴里塞满了牙冠和牙桥，其中一些很可能是用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受害者口中取出的金子制成的—布拉施克在他个人的实验室里藏匿了50千克黄金，用于他的牙科工作，鉴于黄金如此之多，这些黄金也很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
图：希特勒发表竞选演讲
年7月20日，上校冯·施陶芬贝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悲剧性地失败了，但他设置的炸弹无疑对希特勒的身体造成了伤害。爆炸震破了他的耳膜，使弹片射入了他的身体，还烧焦了他的头发，灼伤了他的皮肤，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迅速做出反应，对策划者及其支持者和亲属立刻采取野蛮的暴力行动。
奇怪的是，正如他事后所说，他的震颤“在这次袭击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倒不是我要推荐这种治疗方法”。但后来他的左手又开始震颤，他总体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年初，就像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Speer）在后来的报告中所说的，“他四肢颤抖，走路时驼着背、拖着腿，甚至他的声音也开始发颤，失去了往日的专横和强势，他说话结结巴巴、单调沉闷，已经丧失了感染力”。
是不是因为他的医生西奥·莫雷尔给他吃了太多不合适的药物呢？当然，莫雷尔热衷于为人开药和注射，这是出了名的（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每天服用28粒药丸，赫尔曼·戈林戏称莫雷尔为“帝国的注射专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Trevor-Roper）在战争结束后采访了希特勒随从人员中的幸存者，他毫不怀疑莫雷尔带给人们的有害影响：
“他是一个庸医……骗子……对科学或真理漠不关心。”莫雷尔从年起就开始给希特勒治病，他对希特勒的影响主要来自他在病床边令人宽慰的态度。他对元首的影响与日俱增，引起了元首随行人员特别是另一位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Brandt）的嫉妒，他们对特雷弗—罗珀的看法充满了个人敌意，因此不太可信。
事实上，莫雷尔是一位合格的医师，他的治疗方法符合当时公认的医学与药物标准。这甚至包括他最喜欢的多维药，这是一种可能含有甲基苯丙胺（“快速丸”）的兴奋剂。在年7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一次峰会期间，希特勒“极度兴奋，喋喋不休，墨索里尼几乎插不上嘴”，有关希特勒此时行为的报告表明，莫雷尔预先让希特勒服用的药丸的主要成分很可能就是甲基苯丙胺。然而，并非所有的多维药片或希特勒早餐喝的多维茶都包含此物质，药片和茶似乎是以咖啡因为主的，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曾经对它们上瘾。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莫雷尔则在设法阻止情况恶化，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特雷弗-罗珀的说法，即莫雷尔让希特勒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了。
希特勒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他很少运动，当他从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的家中出来，在拜恩阿尔卑斯山间散步的时候，总是朝山下走，在山下有一辆车待命，等他到达山脚的时候再把他送回来。纳粹政权痴迷于通过日常的体操训练来培养锻炼出一个健康的雅利安种族，工人、教师、军人，甚至小学生都被迫参加日常体操训练，这与希特勒的运动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纳粹精英对其他德国人的外表或行为有一定的要求，而他们自己却不喜欢与这些要求保持一致。有个流行的笑话说“真正的雅利安人要像希特勒那样金发碧眼，像戈培尔那样机敏，像戈林那样苗条”。然而，戈林是个十足的瘾君子，戈培尔是个先天性畸形足患者，希特勒不像他们，他的健康状况不比当时的许多中年德国人差。事实上，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自然比许多人都健康，尽管他厌恶体育锻炼。
埃伯尔和诺伊曼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澄清了几十年来有关希特勒健康状况的所有多余的猜测。对“希特勒有病吗？”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响亮的否定回答。也就是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并不比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某些时期的身体更糟。他当然没有精神失常，至少在已知的医学或精神病学的意义上说，他不是精神病患者。
他的行动和信仰是否理性则是另一问题：非理性与疯狂并不是一码事。作者仔细研究了希特勒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各种看似非理性的决策，发现这些决定并没有受到任何他当时可能患有的疾病的影响。数百万德国人和希特勒持有同样的信念和野心，而战后他们当中很多人描绘出来的画面——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诱骗了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从来都没有多少说服力。
埃伯尔和诺伊曼的回顾性诊断紧凑、清晰、权威、说服力强，但并没有特别令人吃惊的内容，也缺乏独到见解。因为这一切之前都有人做过了，此人就是奥地利已故的精神病学家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Redlich），他于年移居美国，随后成为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年，雷德利希出版了《希特勒：对一个破坏性先知的诊断》（Hitler:DiagnosisofaDestructiveProphet）一书，在书中，他仔细研究了许多同样的证据，从莫雷尔的笔记本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各时期希特勒的心电图记录，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雷德利希得到了德国历史学家诺伯特·弗雷（NorbertFrei）和其他一些第三帝国历史权威专家的建议，有关希特勒患病的许多谣言都被破除了，这主要应归功于他。埃伯尔和诺伊曼以雷德利希的研究资料来源不可靠为由，对其成果不予采纳，然而，虽然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详细准确，但他们的研究并非意在挑战雷德利希翔实的医学论据。两本书都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希特勒没有精神错乱，没有发疯，也没有药物引起的妄想症，没有受梅毒这样的慢性疾病影响，也没有在未苏醒的催眠状态下做事。相反，希特勒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神志清醒的，并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图：成为德国总理后，希特勒通过窗户向支持者致意
二、阿道夫和爱娃
年4月29日凌晨，人们已经可以听见红军的火炮和坦克轰击柏林市中心的声音了，此时，在旧帝国总理府花园地下深处的希特勒地堡里，发生了一件离奇事件。在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纳粹党总理马丁·鲍曼（MartinBormann）的见证下，一位柏林当地的官员正式主持了一场不采用宗教仪式的结婚典礼，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迎娶了33岁的巴伐利亚女子爱娃·布劳恩（她比希特勒小23岁）。一位当时在场的亲历者后来回忆，仪式结束后，一小群秘书和纳粹党主要领导人也加入了在希特勒起居室举行的派对，一起举杯回想“过去的愉快时光”。
这是在死亡阴影下举行的婚礼。因为不久前，希特勒才在地堡里向他的一个秘书口授了“政治遗嘱”。他在遗嘱中宣布，他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已决定“娶这个女人为妻，我们之间有着多年忠诚的友谊，而且她在柏林已经被围困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这是我的愿望，她将以我妻子的身份和我一起走向死亡”。4月30日下午，他们二人退到希特勒的私人居室，在那里，已经成为爱娃·希特勒的她坐在沙发上，咬破了氰化物胶囊，当场死亡。希特勒想让自己的死万无一失，因此他在咬破氰化物胶囊的同时，还向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听到枪声后，地堡的其他人员进入房间，将尸体抬到花园，然后遵照指示，将汽油浇在尸体上，把尸体烧得面目全非。仍然在运作的纳粹宣传机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希特勒已经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声明中没有提到他的新婚妻子爱娃，她死了，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除了希特勒的几个密友，没有人知道她。
爱娃·布劳恩是谁？为什么她要将自己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她存在的秘密被保持了这么久？她只是一个被希特勒的魅力迷住、不关心政治、天真无邪的年轻女子吗？她与这位独裁者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吗？《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生活》（EvaBraun:LifewithHitler,）是关于这个女子的第一本严肃的学术性传记。爱娃死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历史学家海克·格特马克（HeikeG.rtemaker）对可利用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彻底而仔细的筛选，努力找到这些令人费解、关乎人性问题的答案，并查明了她与希特勒的确切关系。
图：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
历史学家们早就知道，希特勒依靠一小帮亲密朋友和熟人为他做事。第三帝国是由生手和外行来管理的，绝不是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然而，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Hoffmann）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作用，正如格特马克告诉人们的那样，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霍夫曼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名纳粹分子，他在年的啤酒馆暴动之前就结识了希特勒，并通过捕捉希特勒最具吸引力的形象，减轻了希特勒对可能被拍到有损形象的照片的忧虑。霍夫曼的工作确保了希特勒的照片在20世纪20年代末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媒体上。霍夫曼拍的照片总是最好的，他几乎随时随地陪伴在希特勒的身边。霍夫曼的家为希特勒提供了如同自己家一般的避风港。他因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后来还得到了丰厚的收入和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的画入选了年展示纳粹艺术的“伟大德国艺术展”。霍夫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扩大自己的业务并雇用了新员工，其中一名新员工就是年轻的爱娃·布劳恩。
年2月6日，爱娃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父母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布劳恩（FriedrichBraun）和法兰西斯卡·布劳恩（FranziskaBraun），姐妹三人中，爱娃排行老二。爱娃父母的婚姻既不幸福，也不稳定。事实上，在年他们已经离婚，但18个月后又复婚了，因为失控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让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收入大幅贬值：在一个家庭里养3个孩子比分开在两个家庭里养划算。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经济稳定之后，这个家庭又继承了一笔遗产，生活又恢复到可以搬入一所大房子、雇用仆人和买车的状态。但是家里的情况仍然很紧张，因此爱娃大部分时间是与朋友的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她把朋友的父母称作父亲和母亲。爱娃在寄宿学校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应聘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当地报纸广告上登出的职位。年9月，爱娃成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快速扩大的员工队伍中的一员。
此时，霍夫曼已经将自己的工作室宣传为一家纳粹企业。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是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毫无疑问，他鼓励女儿申请这份工作。17岁的爱娃担任销售员，并接受了基本的摄影技巧训练。工作室大部分生意都是纳粹党提供的，鉴于霍夫曼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她接触的第一个客户是希特勒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天，爱娃被指派到附近的商店去给希特勒买一些食物和饮料。他们围坐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希特勒显然对爱娃这个新助手着了迷。战后，一位记者采访了布劳恩家族幸存的亲戚，并出版了一本书。根据书中的记述，希特勒甚至主动要求开车送爱娃回家（那时，爱娃已经回到父母身边了）。不久之后，希特勒便常常造访工作室，向她大献殷勤，还送她一些小礼物。他对爱娃太着迷了，于是秘密派人调查了她的世系血统，看她是不是“雅利安人”。调查人员向他汇报了结果：爱娃是“雅利安人”。
从未受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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