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五 伊丽莎白·冯·R小姐（弗洛伊德）
然而，我确实把注意力转向了步行不能的全部症状情结可能在这些疼痛区域建立起来的方式，在那种关系方面，我问她各种问题，诸如行走、站立和躺下时疼痛的起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是自发地回答的，某些是在我的手轻压下回答的。由此而引发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她把所有与疼痛有关的生活经历按站着、坐着等分成几组。例如，她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被带回家时，她靠门边站着，惊恐中的她站着不动，宛如固定在地上一样。她继续对当她站着时发生的、第一次惊恐的事例补充了许多其他的记忆，直至害怕的场面再次出现，她又再一次站了起来，好像被她姐姐临终的符咒镇住似的。这整个的连锁记忆可望用来显示她的疼痛与站立有着合理的联系，而这个事实确实可被看作是一种联想的证据。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中必然证明有着另外一个因素，使她的注意正好放在自己的站立上（或行走、坐等），结果导致了转换。她对这些方面的注意只能从走、站和躺的功能和构成疼痛区域的身体那些部分的状态，即双腿来解释。因此容易理解这个病例的步行不能、站立不能和第一次发生转换之间的联系。
根据这个分类，在这些情节中察觉到行走性疼痛的一个特殊明显处是在疗养胜地，她与许多人一起走很长的路，这可能是走的时间太长的缘故。这个情节的细节只是被怀疑，留下了几个未解之谜。她具有特别顺从的性情，非常想参加她的朋友们的聚会。这是个不太热的晴天，她母亲待在家里，她的大姐已离开了家。她的小姐姐觉得不舒服，因此不想依从她参加聚会；姐夫这时说要和妻子待在家里，但后来决定依从伊丽莎白一起参加聚会。这情景似乎与疼痛的第一次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记得当她散步回来时，她十分疲劳，受剧痛的折磨；然而，她说她不肯定是否在这之前她已经注意到疼痛。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厉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这么长的行走。我问她在行走时，什么情况能产生疼痛，她给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单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乐（她姐夫的行为举止一直出现在她眼前）之间的对比使她感到痛苦。
方面发另一个情景在时间上与第一个很相近，在联结她疼痛与坐着挥着作用。这是在几天后，她的姐姐和姐夫已离开此地。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烦躁不安和怀念的心境中。她早晨起得较早，爬上小山的一处。这里是她们曾经经常在一起的一个景点，可看到可爱的景色。她坐在那儿的一个石凳上，引发了各种想法。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单和她家庭的命运；这次她公开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样幸福的希望。她从这天早晨又开始沉思，同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后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无疑问，这又进一步显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时减轻。疼痛与躺下无联系，直至她听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后，她从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担忧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这时她躺在车厢里疼痛剧烈。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她躺下实际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这种方式使疼痛区延伸到邻近增加的区域即每一个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题向两腿一个新的区域传导；其次，每一个对她有强烈印象的生活场面留下了一种痕迹，导致两腿产生各种功能长久和不断累积的宣泄作用，这些功能与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联系。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还包含了第三个机制。病人在结束她全部系列情节的描述时，她抱怨它们使她“独自站立”非常痛苦。在另外一系列情节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尝试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觉无助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她不能“朝前迈一步”。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响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须做的莫过于寻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剧她的疼痛中发现了这样的表示。事实是癔症的躯体症状可能通过这类象征化而产生，这在我们的《绪言》中已做了肯定。在讨论现在的这个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个这方面的结论性实例。这种象征化的心理机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没有起明显的作用，它并没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经存在的步行不能在这种方式下受到相当的强化。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处在发展阶段的步行，不仅不能与以心理联想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与以象征化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阐明这个病例前，我将在这治疗的第二阶段就病人的行为方面补充几句。在分析当中，我自始至终地利用压在病人头上的方式使其脑中的图像和观念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个方法没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产生作用的。事实上，有时她的行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这种时候，令人惊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场面与特定的主题严格地以年代顺序迅速地展现出来。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长篇的画册，在她眼前翻过一页又一页；在另一些时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碍，对此，我毫无怀疑。当我压在她的头部时，她会坚持说什么也没发生。我会又重复我的压力，并告诉她等着，但仍没发生什么。开始几次出现这样的抵抗时，我中断治疗，说这是个不适宜的日子；我们在另外的时间再尝试。但是有两个观察结果使我决定改变态度：第一，我注意到只有在伊丽莎白处于快活状态，不感觉疼痛、情绪总是很好的情形下用这种方法失败；第二，她经常断言她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过了一段长的间隔时间后，她的紧张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却违背了事实，她发生了一种心理过程。因此，我决定采用催眠术，该程序从未失败过：每次在我手的压力下，伊丽莎白都产生一些观念或在眼前出现一些画面，但她总是不准备和我交流这些内容，试图再次压抑凭幻想产生的这些内容。我设想这种隐藏有两个动机：要么她对这些观念采取批评的态度，而她没有道理这样做，而且这些内容并不太重要；要么她犹豫不决怕告诉人是因为发现这些事太讨厌而不愿说。于是我继续进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确信自己技术的可靠性。我不再接受她所说的什么也没发生，而是深信她必然发生了什么。我还说，或许她没有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重复我的压力。或许这可能使她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她应当有责任保持完全的客观，说出在她头脑中无论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事。最后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经出现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对我隐瞒着这些事；只要她隐瞒着，她的疼痛就不会消失。因此，通过我的坚持，从那以后，我转变了情况，我压在她头部后，从未失去其效果。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我对这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正确的观点。从这个分析中，我对自己的技术获得了确实绝对的信心。常常是我要压在她头部三次后，她就会产生一种信息；而她本人事后评论道：“我本该第一次就对你说的。”“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或“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现了。”在这艰难的工作过程中，我开始触及到病人再现记忆中呈现出抵抗这更深一层的意义，并仔细地收集特别明显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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